这双重使命水乳交融般地结合，构筑了他们的完美形象。

最后，文化作为长期实践的集体智慧，具有历史的惯性。在这个政治制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凝聚、协调政治制度体系的作用，支配着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是根本（或基本）政治制度。

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的开始。这就要求在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同时（而不是之后），必须与之相适应地进行以个人为中心的民生与民权建设。这一过程符合人类认识的逻辑，因而是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发展过程。第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根本政治制度。审慎不仅是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中的首要价值，也是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指导者、调节者和标准。

因此，古典哲人始终对理论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对现实始终给予几分尊重。其四，宪法思维是以和谐社会为导向的思维。这种良心自由是贡斯当所云现代自由的标志。

[25]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 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在一群人所籍以结合成一个社会的一切契约之中，建立一个公民体制的契约乃是其中独特的一种。[31]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深入理解良心自由及其与现代宪政的关系，则首先必须了解人的尊严的概念及其与良心自由的关系。[15]如此看来，康德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契约论者。

理性存在者由于它自己的本性，已经注定具有这种参与权。[43] 【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页。

[5]【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 黎延弼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1页。在康德看来，公民状态仅仅作为有法权的状态来看，建立在如下原则之下： 1、社会中作为人的每个成员的自由。[42]德沃金并未深入地分析他所理解的人的尊严和权利究竟为何物，而局限于经验层面分析权利和政府的关系。2、他人的幸福作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A、自然的福祉。

康德的良心自由并不是消极的免于国家的自由，而是基于对人的认识，这种认识认为只有道德独立的人才是独立的人。既然社会契约可以默认，则其在一定意义上是理论的架构，不必是历史事实。霍布斯把保全自己当作最根本的自然权利。贡斯当准确地区分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古代人享有的是政治自由，而现代的自由是个人自由，在现代人中，个人在其私人生活中是独立的。

所以，侵犯一个相对重要的权利，意味着把一个人不当人来对待，或者给予他的关心少于对其他人的关心。虽然一般被视为社会契约论者，康德的理论基础并非社会契约或者作为社会契约基础的人民意志。

[4]【美】D•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1页。洛克洛克认为，人们同意受制于政府可以有明示和默示两种方式。

康德讲：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人的尊严作为客观价值，也是德国法上宪法权利第三人效力的原因。自然法权以纯粹理性的原则为根据。在权利体系内认识良心自由，更加清晰揭示了良心自由的权利特征，这种论述之后直接影响了德国基本法的制定。但只有在一种东西身上才能找到定言命令的根据。人格权的作用是在宪法终极关怀人的尊严的关照下，维护个人生活领域，并且创造并不为传统具体自由权的保护所提供的条件。

言论自由，在康德看来也就是公开行使和表达的良心自由，是公民法权的惟一守护神。人类之建立社会契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避免自然状态中因为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带来的对生命的威胁。

因为这种抵抗所依据的准则如果成为普遍的，就会摧毁一切公民宪政，并根除惟一能够使人们一般而言拥有法权的状态。在结构上，人的尊严是权利义务的综合体。

为加入国家，他们放弃了单独行使的惩罚权力，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专门加以行使，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起源也在于此[9]。在康德的权利秩序中虽然人的尊严是最高的价值准则，但这种价值准则是形式命令，要以良心自由为价值基础和界限。

这些原则不那么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所立的法，倒是唯有依据它们，才有可能按照一般外在人权的纯粹理性原则建立起国家。关键词: 良心自由 社会契约 人民的意志 人的尊严 良心自由是个人形成自己特有的良心判断，并根据良心判断行事的自由。一、信仰和良心自由、宗教和世界观信奉自由不可侵犯。因为在社会状态中虽然完全可能存在社会，但是唯独没有公民社会，所以自然状态中的法权叫做私人法权。

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为除了法则为之规定的价值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具有一种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美国宪法也无法到洛克的论述中去寻找价值基础。联邦宪法法院在Eppler案中这样来界定：人格权为宪法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一条第一款所保护。

宪法或者宪法的裁判一定要在具体的案件中自由是什么，自由的界限是什么，这一系列都不可避免地体现了宪法的价值内涵或者法官对宪法价值内涵的理解。康德爽快地承认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并非历史事实。

综上所述，在康德看来，人的尊严的命题无非是理性的形式命令，其本身是源自人的理性自律，而人之所以能够自律恰在于人是自由的。[12]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1页。他把自然状态认定为一种理性的设想，基于这样的认识，社会契约也非历史存在的事实，它反倒是一个纯然的理念[11]。人类的事情决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而任何政府形式可能对全体人民普遍发生的最大不利跟伴随内战而来的惨状和可怕的灾难相比起来或者跟那种无人统治，没有服从法律与强制力量以约束其人民的掠夺与复仇之手的紊乱状态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6]。

所谓默认，只要一个人占有任何土地或享用任何政府的领地的任何部分，他就因此表示他的默认的同意，从而在他同属于那个政府的任何人一样享用的期间，他必须服从那个政府的法律[10]。保护权利的制度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的，即上述做法是极大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是如此之重大，因此在社会政策和社会效益上为防止这种不公平而付出增值的代价是值得的。

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该条款并非具体权利的条款，而是原则性的条款，这种原则性条款由宪法法院在司法适用中以抽象性的权利作为补充性的适用。为此，良心自由是人的人格形成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人之获得尊严的基础。

二、保证宗教活动不受妨碍。康德并不把人民的意志当作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赋予其绝对性的意义。